1950年9月，威爾遜總統號郵輪在美國舊金山起程，載著至少130位中國留學人員回國，這是1950年代初留美回國潮中同船回國的人數最多的一次航班。但當年二戰結束不久，冷戰初起，鐵幕低垂，美國當局在這班航程中首次追截攔歸了3位中國留學人員，將他們羈押在日本達兩個多月，引發中國政府的抗議和國際關注，釀成中國百年留學史上一個著名大事件。對于這段歷史，多有零碎報道，本文主要依據當事人的口述和回憶文章，試著將這段歷史殘片拼接還原成一幅盡量完整、盡量接近歷史原貌的圖畫。
一、政權變更 歸心依舊
抗日戰爭勝利后，國民政府為了未來建設需要，向美國派出了大批科學家和留學生。中國留學生完成學業后，正值1949年中國發生了國共兩黨執政權的變更。他們生長在中國飽受外國列強欺辱的時期，民族自尊感特別強烈，對國民黨政權的失望，在新中國政府的感召下，很多人滿懷一酬當初報效祖國的愿望，拋棄在美國的優厚生活條件，沖破重重障礙，形成了一股青春涌動、結伴還鄉的“海歸潮”。據不完全統計，在1949年9月起的兩年期間的第一波“海歸潮”中，約有20批次留學生乘船回國，每批人數少則幾人，十幾人、多則幾十人、上百人，這些“楚才晉用”的總人數約1200人。
隨著二戰結束和冷戰開始，美國政府受麥卡錫主義影響，對中國留學生態度表現為充滿矛盾的讓其回國和不讓其回國的兩類態度。讓中國留學生回國的態度有兩種：一是鼓勵他們回國，培養一批親美分子，在建設中國的同時發揮有利于美國利益的作用；二是驅逐與美國意識形態不相符的學生，避免他們在美國進行“非美國利益”活動。不讓中國留學生回國的理由則是，不讓他們為中國新政權服務，而為美國服務。與此同時，美國當局采取了擴大獎學金面積，提供工作機會等措施，吸引中國留學生留在美國。
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后，中美兩國敵對氣氛激升，美國當局擔心中國留學生，特別是理工科學生，回國后會幫助共產黨中國加快工業發展，進而影響戰爭格局，所以對中國留學生的“海歸”動向采取了越來越偏向于阻撓的行為。直至1951年10月9日，美國司法部移民歸化局發布法令，明確禁止學習理、工、醫、農的中國留學生離境，從而開始全面阻撓和嚴格禁止他們回國，使得中國留學生“有家不能歸”，精神備受折磨。
1950年8月28日，“威爾遜總統號”郵輪 第17次航程在舊金山起航。雖然美國當局對中國留學生發出“禁止離境”法令尚未發出，但是在途中部分留學生卻遭受到了“非法攔歸”。這班船次創造了中國近現代留學“海歸”史上好幾個之最：一是同一船次回國的留美學者學生人數最多，不計留歐人員、華僑、華工和未成年人，登船時至少有130位留美學者和藝術家；二是途中發生了追截的“攔歸”事件，3人被無端扣留關押在日本達兩個多月，造成的國際影響最大；三是這船人在回國后的幾十年中做出成就和成為知名科學家的最多，先后有12人成為了中國科學院/工程院院士。
《建國初期留學生歸國紀事》中提供了一份威爾遜總統輪第十七次航程中國同學聯誼會提供的“回國同學名錄”，列出了登船時的128人名單，其中遺漏了同船回國后任中央美術學院教授司徒喬和夫人馮伊湄。司徒喬之女司徒雙說，她父母都是畫家，年齡比一般留學生大了二、三十歲，與理工科和文科接觸較少，這可能是他們沒有參加同學聯誼會的原因。另一份與此不完全一致的名單是1950年9月22日香港《大公報》和《文匯報》上刊載的抵達大陸留美學生名單，人數為118人，經比對確認，其遺漏了2人。但是128人名單中有兩人和118人名單中的三人，有些混淆，是否屬于相同兩人，尚需進一步考證 。所以這一船130回國學者中，應該有121-122人回到大陸，除了3人被截扣在日本，還有5-6人可能留在了香港。
這份名單按拉丁拼音排序是：（原名單中女性冠夫姓者，按本人姓氏拼音排序）
艾國英、鮑文奎、陸/蔡梅雪、蔡慕蓮、曹錫華、陳愛琴、陳百屏、陳炳輝、陳德明、陳紹澧、陳舜祖、陳維新、陳文訓、陳文耀、陳譽、陳肇華、池際尚、戴漢笠、戴延曾、鄧稼先、鄧先仁、董晉炎、杜度、范恩錕、方文均、費近仁、馮慧、傅君詔、傅鷹、葛果行、顧家杰、郭兆儀、何廣揚、馬/何佩芬、何宇、黃明慎、冀彝倫、金蔭昌、金非非、勞遠琇、李觀華、李家琨、李明俊、李明珠、李瑞震、李萬英、梁守濱、廖韻玉、伍/林冰峰、林鳳藻、林冠彬、劉連寶、陸善華、陸子敬、羅福禎、羅時鈞、吳/呂秀貞、茅福謙、徐/茅于美、章/馬璧如、馬育華、馬作舟、潘紹周、彭司勛、彭兆元、丘中杰、邱立崇、饒鴻雁、申恩榮、沈萼先、沈善炯、石景云、宋秀圻、孫寶華、金/唐冀雪、唐孝宣、唐學乾、陶愉生、涂光熾、涂光楠、王德馨、王傳志、王河林、王家祥、王勤、吳寶榕、吳各周、吳寒歟、吳振英、伍建峰、伍丕舜、武泰昌、朱/吳崇筠、吳新志、蕭剛柔、向恕人、徐炳華、徐里、徐璇、薛貽源、鄭/楊德馨、楊友鴻、葉篤正、余國琮、袁宏、張炳熺、張錦、張增年、張祖華、潘/章修華、章志鴻、徐/章周芬、趙澧、趙英琪、趙忠堯、邱/曾畿生、鄭家銑、鄭伊雍、鄭熾、鐘鵬、周鏡、周紹禹、周小松、朱浩然、朱和周、朱康福、朱銘麓、莊逢甘。
【圖1】威爾遜總統號第十七次航程中國留學人員通訊錄，上面開列了留學人員姓名、專業和通訊地址。北京市政協文史委員會提供。
【圖2】 “威爾遜總統號”郵輪抵達香港海域，回國勝利在望，106位中國留學生（不算未成年人）在船尾合影（白天）。在涂光熾書中涂光楠標注了該照片的拍攝日期為1950年9月18日。
朱康福之女朱小鴿還曾經提供了一張該船上106位中國留學人員的船上夜間合影照片。這張照片與傳播較廣的100位中國留學人員的船上白天合影照片相比，較為罕見。
【圖3】1950年9月，“威爾遜總統號”郵輪抵達香港海域，回國勝利在望，100位中國留學生（不算未成年人）在“威爾遜總統號”郵輪上的合影。涂光楠認為拍攝時間為9月17日或18日。朱小鴿提供。
二、海歸旅途 艱辛磨難
錢學森行李在洛城被扣
美國西海岸的圣弗朗西斯科和洛杉磯位為美國前四位華人華僑集聚城市，華人對前者常稱舊金山或三藩市，對后者也稱洛城，上世紀50年代它們是美國太平洋航運的兩大集散港口。在美國的東部和中部地區的絕大多數中國留學人員，大多都是乘坐火車，橫穿美國，抵達西部這兩個港口，再轉乘遠洋輪還鄉的。
1950年8月28日，中國留美科學家和留學生在舊金山又一次集結起來，涂光熾 、傅君詔 、涂光楠 、朱康福 、金蔭昌、唐冀雪、勞遠琇等約百人登上威爾遜總統號郵輪，8月31日，郵輪停經洛杉磯，又有一些留學生登船加入海歸還鄉行列。據涂光楠回憶，絕大部分中國留美學生是從舊金山登船的，約占總數的五分之四。
朝鮮戰爭前,中國留學生學業完成后，美國國務院與司法部對讓他們走還是讓他們留的態度產生了分歧和矛盾。此時，放行與阻撓、驅逐與限制中國留學生回國的情況并行發生。各地移民局對政治態度傾向新中國的留學生強令逐出境或限止行動自由，對涉及尖端技術的則被禁止離境。
朱康福在自述中回憶說，他們當年所持國民政府的護照到期，許多人沒有續辦，造成“非法居留”，一些要求回國的留學生被當作無國籍的難民。他本人收到移民局的通知，限定離境的日期及口岸（舊金山），還附有給鐵路車站和總統輪船公司的公函，憑此可兌換“最直接距離”火車票和“四等艙”船票，不用留學生自己支付車船費。
傅君詔說，“那個時候美國總統遠洋輪船公司不對中國人賣船票，回國的船票都控制在美國國務院手里，只有拿著國務院的信，才能換取船票。他們不放我的理由忽而說是保護我的‘安全’，忽而說是我家鄉云南不通船，忽而又說輪船艙位緊張，我為了這個事兒跑了兩次華盛頓”。
8月30日郵輪抵達洛杉磯，發生了錢學森行李被扣事件。錢學森當年在加州理工學院（CIT）任航空系教授，他并不是這條航船的乘客，只是他的行李交由這條船托運。由于美國當局懷疑錢學森參加了美國共產黨，其從事保密研究工作的資格剛在六月份被剝奪，行蹤也被美國當局跟蹤。錢學森本打算8月底繞道加拿大乘飛機回國“探親”，8月20日在洛杉磯海關辦理了威爾遜號的行李托運業務。但8月23日錢學森被官方告知不能離境，8月25日又被告知其八箱行李被“依法扣查！”，9月6日起他被拘留15天，后又被部分限制人身自由，直至后1955年9月才獲準離境回國。
趙忠堯 等在洛杉磯登船，8月31日開船前，美國當局找完錢學森的麻煩又來找趙忠堯的麻煩，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官員在船上把趙忠堯的行李翻了一遍，但沒有抓住什么把柄，最后扣留了一批電子器件和公開出版的物理書籍和期刊后，輪船終于開動了。趙忠堯有些慶幸自己得以脫身，但沒想到海歸的磨難還遠沒有結束。
9月6日左右郵輪?？苛讼耐奶聪闵?，大家上岸游覽了群島的美麗熱帶風光，什么事情都沒有發生，之后便駛向下一站——日本橫濱。中國留美學生們開始舒了口氣，因為離開夏威夷，就意味著徹底離開了美國領地，脫離了美國的監視控制。然而他們并不知道，“錢學森”和“CIT”這兩個名詞在美國當局那里已經成為一個敏感線索，誰和這有關，就扣留誰。他們的輕松心情沒有持續多久，6天后接著又發生了“趙忠堯事件”。
趙忠堯在橫濱被追截
趙忠堯在洛杉磯上船的時候，被海關勉強放行了。然而，在9月6日錢學森被拘留后，美國安全情報機構馬上又回過神來，接著發出了追截趙忠堯的命令。
9月12日清早，郵輪抵達日本橫濱海域，大家仍然打算上岸玩一玩，結果當時郵輪沒有靠岸，在橫濱港近海處拋錨。早晨7點鐘時，船上突然響起廣播，說是由于有的客人要在橫濱下船，通知旅客換房間，點名要趙忠堯、沈善炯 、羅時鈞 和鮑文奎 四人帶隨身行李，搬到指定的房間。
調整房間本是很正常的事情，趙、沈、羅起身帶著各自隨身行李，離開了自己房間。鮑文奎有晚睡晚起的習慣，沒聽到廣播，故沒離開自己房間。誰知，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官員正在指定房間里等候他們，手里拿著名單，來一個，扣一個！硬說他們可能帶有秘密資料，接著就強迫他們到廁所脫了衣服，全身被搜了一遍，行李一件件查，連一塊看起來象肥皂的東西不放過，工作筆記本被抄走了，然后對他們單獨查問。據羅時鈞回憶，內容主要圍繞著錢學森和加州理工學院：“你知道錢學森吧？”“你和錢學森有什么聯系嗎？”還傲慢和挑釁地說道“你們看這船上有一百多個中國人，有哈佛的、麻省理工的，為什么偏偏找加州理工的?你們都知道吧!”面對這樣的惡意盤問，無論怎樣回答，結果都一樣，扣你沒商量！
趙忠堯早年留學美國，1946年受國民政府軍政部（后為國防部）派遣再次到美國學習、了解核物理學前沿的情況。那時趙已經是小有名氣的核物理學家了。1948年，雖然身在美國，仍被推舉為中央研究院院士。趙忠堯在美國花了兩年的時間負責購買有關的科研設備。其間，薩本棟 秘密匯來了5萬美元的加速器采購費用，但這僅僅是整機價格的八分之一，為此他將自己作為“公派”人員的1萬美元生活費控制在2000美元左右，節衣縮食，省得不能再省，節余下來的每一分錢都用來購置了設備，甚至為一些加速器及宇宙線實驗室做義務工作，換得了一批器材。雖然中國大陸政權變更，趙忠堯仍然按原計劃進行，陸續把裝配加速器的30箱大件東西發運回國。
趙忠堯回國前的1950年1月，“巴黎統籌委員會” 設立了“中國委員會”，針對中國制定更加嚴格的禁運貨單。美國情報部門在注意起錢學森之后，也注意起加州理工學院的博士趙忠堯。此次回國，為了規避風險和避免不必要的麻煩，他把一些所謂敏感的東西分散到同船歸國的其他同學行李中。
沈善炯和羅時鈞，這兩個年輕人都是剛剛獲得加州理工學院博士學位的學生，而羅時鈞的博士導師之一是錢學森，一般認為加州理工學院的背景是他們被追截攔歸的原因。而羅沛霖 在1989年接受采訪時說，錢學森和他在上海交通大學就認識，比他高一班，他赴美還是錢學森向加州理工學院推薦的，在加州理工只有他每個禮拜都到錢學森家。美國聯邦調查局盯上了錢學森后，也就注意上了他。羅沛霖系中共派出留學，因此學成后急于回國，并對美國“禁歸”令有所警覺，在1950年6月份買了機票，先飛到夏威夷，在那里登上“克利夫蘭總統號”，替補了一個下船的鋪位，搶先回國了。羅沛霖認為美國人在橫濱肯定是要找他的，如果他晚回來一班船，可能也會被美國政府扣留了。乘坐后一班船的羅時鈞，實際上是代他受難的。羅沛霖之子羅晉說，1980年代羅時鈞也曾經對他講過,“美國當局一時將兩位姓羅的博士混淆了”。
趙忠堯三人長時間沒有回來，過了中午，大家才逐漸知道他們被扣下了。下午，郵輪上部分中國留學生在甲板上目睹了趙忠堯三個人被美國憲兵從郵輪帶到小汽艇上，開向橫濱碼頭，大家無力相助，只能向他們仨招手示意：我們會營救你們!
鮑文奎在馬尼拉再逃脫
被美國列上黑名單而又逃脫的鮑文奎，得知趙沈羅三人被扣押后，估計到各種可能性，馬上與船上的留美科協負責人唐孝宣 商量，提出要把趙忠堯藏在他箱子中的敏感東西轉移一下，這很快就安排妥當了。
1950年9月17日，郵輪抵達菲律賓馬尼拉，船還是不讓靠碼頭，這回麻煩又落到在橫濱僥幸逃脫的鮑文奎身上了。晚上7點鐘，廣播呼叫鮑文奎，說船長有請，鮑文奎應聲去了。在一個艙室中有四個人等著他，兩個美國情報官員和兩個菲律賓警察，那兩個美國官員是從橫濱坐飛機追來的。他們“約見”鮑文奎的理由是要檢查鮑文奎的行李。經過仔細檢查后，他們沒查到什么有用的東西，但是美國情報官員并不善罷甘休，還要把鮑文奎扣下。
菲律賓不是二戰的戰敗國，不像日本那樣受戰勝國駐軍的管制和任意擺布。菲律賓警察告訴美國官員，在菲律賓國土和海域上抓人，必須辦正式手續。巧合的是當天晚上輪船得到天氣預報說第二天有臺風，清早必須開船，這樣就沒有時間辦理手續拘留鮑文奎了。在對鮑文奎搜查和盤問了三、四個小時后，沒有形成實施拘留的有力證據，最后只是把他的筆記本扣下了，理由說是要找人去鑒定，因為美國人和菲律賓人看不懂本子上記的科學符號。最后，鮑文奎再次有幸逃脫了美國當局對他的追截攔歸。
鄧稼先 也在這次航船中。當年美國當局將核物理、火箭、電子技術等專業的中國學生列為重點“攔歸”目標。鄧稼先專攻核物理，博士論文研究的是“氘核的光致蛻變”，但卻未被列上黑名單，原因可能是他跟加州理工學院和錢學森都沒有關系，而且剛畢業，沒有什么顯赫成績，更與核武器無關。美國的這一疏漏給中國大陸送去一位發展核武器的潛核心人才，也給鄧稼先提供了發揮聰明才智的機會。誰能料到僅僅14年后，中國西部羅布泊上空就升起了蘑菇云，而且正是這位年輕物理學家為此做出了重大的貢獻。
科學與藝術是人類文明進步的雙翼，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李政道曾說：科學和藝術就像一枚硬幣的兩面，它們用人類的創造力追求真理的普遍性。這次航船中全部中國乘客有300人，不乏各種職業身份，畫家司徒喬用獨特的眼光撲捉了這次航程中回國華工的形象，創作了素描代表作《三個老華工》。畫中李東號、湯心海和鄭進祿三人于1897年從廣東被拐騙到美國夏威夷的高威島做墾荒工作，年薪十美元。他們600人經過了53年的與世隔絕的非人生活，生存下來9人，而這些華工僅是19世紀后半頁赴美華工大軍的一部分。雖然他們與船上回國科學家是不同時代赴美的不同群體，但是正是幾十萬華工的悲慘遭遇，激起中國人民極大憤慨，引發了1905年的抵制美貨等一系列抗議，迫使美國政府下令放寬對留學、經商人員的入境限制，中國學生赴美留學的命運與華工對命運的抗爭應該不無關系。2012年6月18日，美國眾議院全票表決通過，正式以立法形式就1882年通過的《排華法案》道歉，這是另外一個討論題目了。
【圖4】司徒喬在郵輪上創作的素描代表作《三個老華工》
還值得一說的另外一次“攔歸”是“謝家麟事件”。“趙忠堯事件”1年后，美國司法部移民歸化局開始向中國大陸留學生們發出信函，明令禁止他們離境，違者將處以5000美元以內的罰款、或判以5年以內的徒刑，或者二者兼施。1951年9月20日，從舊金山開出的“克利夫蘭總統號”郵輪在停經檀香山時，美國移民局和FBI官員向船上21位中國留學生每人送交了一封移民局簽發“禁止中國留學生離境”的信，說根據美國1918年的一項法令，美國政府有權禁止交戰國學習科技專業的學生離境。據此，將謝家麟 、王德寶 等9人 攔截遣送回美國，而胡世平、孫以實、方琳和董彥曾/宋娟娟夫婦等其他12人則被放行。
威爾遜號抵達香港
當年，中國留美學生在美國有兩個全國性組織：一個是留美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簡稱留美科協），于1949年6月18日在匹茲堡正式成立，頂峰時期會員達700多人。它是以中共地下黨員為主發展起來的組織，成立的初衷是宣傳新中國的形勢，號召動員中國留學生回國。另一個是北美基督教中國學生會（Chinese Students Christian Association in North America，簡稱CSCA），于1909年庚款留學的第一年成立于紐約，全盛時期注冊的會員近2000人。CSCA是北美地區最活躍、成員最多、持續時間最長的中國留學生組織，1949年后，活動內容多以時政交流和文體娛樂為主，活動形式多為夏令營、冬令營等，一些地區的CSCA負責人中有很多中共地下黨員。朝鮮戰爭爆發后，這兩個組織被美國當局認定為“顛覆性組織”，留美科協于1950年9月被迫解散，CSCA為保護會員安全，1951年夏初也宣布自行解散。
海歸途中，這兩個組織中的骨干人員，涂光熾、唐孝宣等組織起了“威爾遜號回國中國留學生聯誼會”，涂光熾被選為主席。他們組織學習，開展自我服務并維護回國權利，留學生們按專業分小組開討論會，討論回國后的專業發展，大家都希望中國的科學技術強大起來，使列強們不敢小瞧中國人。休息時，大家還開展文娛活動，勞遠琇在《我們終于回到了祖國》一文回憶道“我們在甲板上高唱救亡歌曲，幾個水手用水龍頭沖洗我們唱歌的地方，大家便換一塊地方，他們又跟著來沖，顯然是受了指示來搗亂的，大家感覺到反華勢力隨時隨地盯著中國留學生，阻撓我們順利回國”。
“趙忠堯事件”發生后，中國留學生都為人身安全得不到保證而義憤填膺。經大家商量后，留學生聯誼會決定發動大家分別寫信向各方通報和求助。鮑文奎寫了兩封信，其中有一封是寫給加州理工學院校長Lee A. DuBridge 的。因在船上寄不出去，他就把信貼好美國郵票，托船上的美國朋友在上岸時給寄出去了。除外，以全船留美學者學生到達廣州后，發表“廣州聲明”對美國當局表示了嚴正的抗議。除外，全船的留美學者學生，在到達廣州后，還發表了“廣州聲明”，對美國當局表示嚴正的抗議。
威爾遜總統號郵輪在太平洋上航行了三個星期，于9月19日抵達香港海域。英國政府雖然已經宣布承認新中國 ，但香港殖民地政府與美國當局配合上演了一場蹩腳的雙簧。盡管中國留學生手中握有香港的過境簽證，但還是被剝奪了合法登岸的權利。港英當局用帶有機槍的小艇分批押送他們到九龍，然后集合起來，讓他們徒步走向深圳羅湖橋。在站滿通道兩邊的港英武裝警察的監督下，他們跨過羅湖橋中間象征邊界的鐵門。此刻，國境線這邊的深圳已是紅旗招展，鑼鼓喧天，歡迎的人群涌上羅湖橋，回國留學生受到解放軍和同胞們的熱烈歡迎。據朱康福自述中的回憶，他們回國人員共100多人，而前來歡迎的人群總數不下600人，他們每個人都受到2個人以上的親切招呼。他們攜帶的小行李立刻被搶著拿，握手、拍肩、擁抱、歡呼，那種無以言表的激動使他們熱淚盈眶!他們終于回到了祖國，投入了親人的懷抱。
9月20日下午，威爾遜總統號郵輪的中國留美人員抵達廣州，當時“中南區”政府、教育部和高教部都派人負責接待和安頓工作。9月21日，香港《大公報》、《文匯報》用了大量篇幅報道，大意說：回國留美學生一百余人由領隊涂光熾率領抵達大陸。他們稍作休整，便分赴祖國各地，投入新中國的建設中，其中絕大部分被分成去北京和去上海的兩大組。
趙忠堯獲釋回國
趙忠堯、沈善炯和羅時鈞在橫濱被扣后，先被帶進美國中央情報局駐橫濱辦事處。趙忠堯向美方提出要求說明被扣留的理由。得到的答復是要等待對他們的行李的檢查結果，由于大件行李被壓在船艙底部，一時無法取出，要等郵輪從香港返回橫濱時再檢查。
然而，稍后他們三人都不由分說地被送到位于東京中野的美軍第八陸軍監獄，當晚關在一間牢房，睡在一張鐵床上。第二天早晨他們被帶上手銬，轉押進了美軍在東京下野的巢鴨軍事監獄，那是美軍在遠東最大的一個監獄。對美國當局這種沒有任何法律依據，不經司法程序，就將他們投入監獄的非法行徑，趙忠堯向美方提出了強烈抗議，美軍回答卻很簡單，“我們只是執行華盛頓的決定，沒有權力處理你們的事（抗議）。”
巢鴨監獄里囚禁著日本戰犯。趙忠堯三人進去后被強行剃掉頭發，脫去衣服，渾身灑上刺鼻的黃色“六六六”農藥粉末，據說是防止將臭蟲帶入監獄，換上有P字標識和編號的衣服，趙忠堯的編號是1346，沈善炯編號是1347，羅時鈞編號是1348，命令他們拿著編號牌子拍照，然后分別關進漆黑的死囚牢房。下午趙忠堯等被帶到中國犯人部，經過日本犯人部時，一些在打球玩的日本戰犯，看到趙忠堯他們后，還還呲牙咧嘴地叫嚷著蔑視性詞語“支那、支那”，日本戰犯身在美軍監獄，卻沒受到應有的懲罰教訓，氣焰依然囂張。中國犯人部是一個3層監獄，趙忠堯三人被分別關在第二層的三個獄室內，每個獄室關有兩個人，里面有洗臉水槽和抽水馬桶。美軍對他們按普通犯人待遇，沒有過多的審問，每天有一次“放風”時間，犯人可以見見面談話。他們三個人就利用這些時間里交流對策。
入獄第三天，臺灣當局派了國民政府駐日本軍事代表團 的官員來看望他們，第一次是一起談話，后來又分別談話，勸說道：“如果你們考慮回美國或者改去臺灣，事情就好辦多了，我們可以馬上為你們進行聯絡，設法營救你們。”趙忠堯三人均婉拒了他們,“我們的家人在等待我們回國，我們回大陸只是為了教書，沒有其他想法，不做其他工作。”
10月上旬趙忠堯三人從一張英文報紙上知道了，中國志愿軍已經進入朝鮮，中國成為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的敵人。為了避免被當作敵對國犯人而“被失蹤”，他們請了一個律師幫助催問被關押的事由。此時，趙忠堯三人還不知道，中國已經掀起了譴責美國當局、營救他們的浪潮。1950年9月24日，《人民日報》發表文章，報道了“美政府阻撓我留美教授學生歸國，錢學森等被非法扣留，歸國學生發表聲明抗議美帝暴行”，披露了趙忠堯等被關進美軍監獄的消息。中國總理兼外交部長周恩來發表了聲明，中科院近代物理所所長吳有訓代表198個科學家發表了聲明，中科院副院長李四光分別致電聯合國大會主席安迪讓和世界科學工作者協會書記克勞瑟博士，南京大學校長潘菽等169人聯名致電聯合國秘書長賴尹、美國總統杜魯門，北京大學教授曾昭掄等48人，致電第二屆世界保衛和平大會，近代物理所副所長錢三強也聯合一批著名科學家發起了聲援趙忠堯的活動，包括請他的老師、世界保衛和平委員會主席約里奧•居里出面，呼吁全世界愛好和平的正義人士譴責美國政府的無理行徑。事件的發展，引起了國際輿論的高度關注，美國政府因實在沒有證據和理由拘捕趙忠堯等，最終只得將他們釋放。
10月31日早晨，美軍一名軍官向他們宣布調查他們行李的結果，承認他們沒有攜帶有關國防機密資料，但是帶有一些違反美國貨物出口法的物品，決定將他們開釋。當時新中國和日本沒有外交關系，美軍將他們送往臺灣駐日本軍事代表團駐地，說好在那里呆兩周，再由美軍接他們出來，送上下一航次的威爾遜號回國。
在臺灣駐日本軍事代表團駐地暫住實際上等于軟禁，臺灣不希望國民黨政府出錢派的留學生為共產黨服務。臺灣駐日代表團秘書長陳延炯帶著傅斯年 發來的電報，代表“中華民國政府”親自來看望趙忠堯三人，說道：“你的老朋友，現在臺灣大學校長傅斯年先生，有意聘你們三人在臺灣大學執教”，并當場念道，“望兄來臺共事，以防不測”，趙忠堯則婉言謝絕說：“謝謝傅先生的好意，我回大陸之意已決!”
趙忠堯三人熬過了難忘的49天羈押和15天軟禁，終于在1950年11月16日，從橫濱搭乘上了下一個航次的“威爾遜總統號”郵輪，同船的還有張建侯 、朱誠等20多名中國留學生。1950年11月28日到達香港，回到了解放后的新中國。趙忠堯等回來后，當時南京市的負責人，南京大學的校長、物理系的師生等都去了南京下關火車站，物理系的學生打了出了橫幅:“熱烈歡迎趙忠堯教授回國”。
【圖5】1950年11月沈善炯、羅時鈞、趙忠堯（自左至右）于東京蒙難釋放后，在東京麻布區國民黨駐日代表團住所院內留影。熊衛民提供。
三、科技海歸 星光閃爍
上世紀40年代赴美,50-60年代回國的中國留學生和科學家作為一個特殊群體，總數在全國相同學科中占比不多,但是做出貢獻卻不小。至1980年，中國科學院前三批學部委員（院士）共有473人，其中243人具有1940年代在美國學習進修和工作經歷，108人是50、60年代（包括1949年）回國的，占當時學部委員總數的23%； 1999年國家“兩彈一星”23位功勛獎章獲得者，其中10人留學美國，8人是50年代回國的；至2013年，24位國家最高科技獎獲得者，其中有8位留學美國并在50年代回國。
1950年9月威爾遜總統號郵輪的那次航班，給中國帶回來一批科學、教育和文化的未來之星，改變了中國的科技發展進程，影響了整整一代中國學人，中國科技星空因此也留下了12位院士的星光，他們是：趙忠堯、沈善炯、鮑文奎、涂光熾、鄧稼先、葉篤正 、余國琮 、莊逢甘 、彭司勛 、周鏡 、傅鷹 、池際尚 ，其中鄧稼先和葉篤正分別是“兩彈一星元勛”獎章和2005年度國家最高科技獎的獲得者。
很多學者估計，上世紀50年代回國留美學者大約占留美總數的20%，回國人員中，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的比例各約70-80%和20-30%。他們回國是響應國家號召，參加祖國建設。但是回國以后，真正后受到重用并得以發展的人數比例較少，特別是人文學者，很多被發配到中學、縣級圖書館文化館等基層單位。令人深感不幸和痛惜的是，這批“楚才晉用”的群體沒有達到“儲才盡用”的預期目標，他們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大多不同程度被戴上了美國特嫌、反動學術權威、甚至是右派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被監視工作和控制使用，遭揪斗、挨批判和蹲牛棚的不在少數，甚至還有被判刑和坐監牢的。
朱康福在自述中回憶：他們到上海后，都被發給可以“自愿填寫”的詳細履歷調查表，包括“家庭出身”、“個人成分”、“曾否參加反動組織、會道門”等，甚至還有“有無親屬遭到鎮壓”。北京和上海的調查表的這個標題不一樣，但意思差不多。此項表格一發，反應不小，因為階級斗爭、革命與反革命氣息很濃，許多人有顧慮。最后是否大家都愿意填寫和直接交上，就不清楚了。朱康福還說：我高中就有集中軍訓（的經歷），以后參加過中央訓練團，集體參加過國民黨。這些歷史問題，我自己當時有點不知厲害，再則認為出國念書，也是希望有一天為國家干點事，國民黨腐敗無能，根本不可能給我們這種人一點機會，如今共產黨執政，號召我們回來，我們一心一意跟著共產黨走，犯不上躲閃、遮蓋。我和我愛人吳崇筠都如實填寫，那時缺乏社會經驗，更不知利害。“向黨交心”卻導致以后被劃為“特務嫌疑”和多年被“限制利用”、直至文革中“蹲牛棚”和被抄家。
陳紹澧也是那次航程中一位普通還鄉客,他的夫人俞惟樂是同時期不同船次回國的留美生，曾任中科院蘭州化學所副所長。俞惟樂說陳紹澧在家中兄妹六個中排行老大，早年跟隨父母在香港讀書，老二妹妹，老三弟弟，都是陳紹澧鼓動他們到大陸讀大學并留在大陸工作的。陳紹澧從美國回國時，都沒能去香港探訪過他家人。陳紹澧的小弟陳紹南至今對其大哥回大陸的動機仍然不理解，埋怨大哥不關心爸媽、祖母和弟妹，只顧自己的“愛國”。陳紹澧1950年獲衣阿華州立大學化學系碩士學位，回國后在中科院石油所和蘭州化學物理所從事潤滑脂的研究工作,文革中不堪忍受顛倒黑白的批判和侮辱，在一次批斗會時，躲在實驗室上吊自殺，年僅43歲。陳紹澧的固體潤滑研究成果在他離世16年后的1982年，獲國家自然科學獎三等獎。
朱?？岛完惤B澧還算是有些名氣的科學家，大部分50年代回國的留美學者則終生默默無聞，根本沒有任何榮譽光環，如果能歷經政治運動而免遭劫難就實屬萬幸了。雖然他們很大部分的聰明、智慧和才能，都在一次次的階級斗爭漩渦中被湮沒、荒廢和摧毀了，但他們追求科學愛祖國，衣帶漸寬終不悔，多數人都在平凡的工作中，為祖國的建設和發展貢獻出了自己的一份光和熱。浩瀚太空中的繁星，看得見的只是少數，誰能說看不見的星體不發光？很難想象，如果沒有這批特殊群體，中國科學技術的發展，特別是在五六十年代，會取得那樣大的進步。他們的歷史貢獻和地位應該在20世紀中國科技史的畫卷上被添上濃重的一筆。
當年“威爾遜號”上的那批海歸還鄉客，很多人已經離世了。如今一個甲子輪回又過了4年，遺憾的是他們個人保存的資料歷經政治運動已經遺失殆盡，國家相關部門保存的檔案資料仍未解密，很多人去向不明，資料十分難覓。目前作者僅僅收集到不到50人的簡歷，那兩張在郵輪上的百人合影中，還有五分之三沒有辨認出人名來。雖然“威爾遜號”早已退役、報廢并拆解，但“威爾遜號”上的人和事在中國近現代留美“海歸史”和20世紀中國科技史上，應該留下永遠的一頁。
【注】本文成稿過程中，科學史學者胡大年、王作躍、熊衛民等提出很多寶貴意見，謹此致謝。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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